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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永新:为中国教育补缺
文章来源:原创   发布者:admin   发布时间:2009-11-25 12:58:36   阅读:10425次
朱永新:为中国教育补缺
  朱永新,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,拥有学者与政府官员双重角色,他说,平生最得意的事是自己的教育理想得以在苏州实践,能够坦荡地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学术研究,常常享受到双重丰收的喜悦。这是他自己人生的圆满,对中国教育而言,亦具有深层含义。他是研究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领跑者,亦是变革中国教育的实践者。有人称,在众多的中国市长中,朱永新是主管教育、学习教育、研究教育第一人。   

  为理想打工的副市长   

  在苏州,很多市民都熟悉副市长朱永新的口头禅:“我周一至周五为苏州市打工,周末为理想打工。”
  分管教育的朱永新在《新教育之梦》中论其理想是“实现全人教育”。他的“全人教育”就是六大行动:营造书香校园,师生共写随笔,聆听窗外声音,双语口才训练,建设数码社区,构筑特色课堂(现在已发展至七大行动)。朱永新把这些动作称之“新教育实验”,理由是“为中国教育补缺”。
  朱永新在《中国教育缺什么》中说:缺教育公平、缺服务意识、缺个性特色、缺人文关怀、缺理想追求、缺教育理念……中国教育的核心病症是:急功近利。其结果,不是教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,而是一时有用,是为了某年某月某一天。初中3年是为了中考,高中3年是为了高考。因此,长跑12年,身心疲惫不堪的中国孩子往往错把高考当终点。其实,孩子真正的人生,才刚刚开始。
  学生为分而学,教师为分而教。面对目前我们的教育现状,朱永新预测:6年功利教育将带给学生60年的混乱和迷茫。他曾告诫教师:“教孩子6年,我们要为他的60年打好底色。”凭借对教育的研究和探索,朱永新著述颇丰,然而,这仅仅只是他的个人理论,真正促成朱永新真正从批判者、理想者走向实践者,是缘于《管理大师德鲁克》一书,1999年,当朱永新读到这本书的时候,书中的一个故事终结了他“陶醉在文字变铅字的乐趣中”。
  故事说的是,1950年的元旦,约瑟夫·熊彼特在弥留之际,曾对前去探望他的彼得。德鲁克和彼得·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说了一番这样的话:“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,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。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,否则就没有任何的意义。”
  朱永新由此了悟:等身成果中有多少改变了人们生活?多少改变了教育现状?
  除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带来的刺激之外,这个故事给朱永新更多的启发:我的这些理念、这些“理想”能变成现实吗?我能不能构建出属于教育的今天而不是明天的实践蓝图?
  2000年夏季的一天,朱永新在太湖作了一场长达4小时的报告——《我心中的理想教师》,勾勒出他理想中的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,以及学校教师、校长、学生、父母,后来他将这番勾勒清晰地细化于《新教育之梦》中。这个梦想来自30多年的不懈思考,也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铃木慎一教授针对中国教育之弊的警世名言:“中国教育应避免对文化本质省察的懈怠,忽视青少年内心的主张和要求。懈怠忽视愈久,以和平哲学为基础的教育形成愈迟。”朱永新与铃木的教育观殊途同归:“培养传承与发展人类文明的现代人。”
  朱永新提醒教师们:“一个没有理想的教师,是把教师作为一种职业,一个有理想的教师,他会把教师作为一个事业。把教师作为职业,是有标准的,有规范的,我们有师德规范,规范只能是规定,不能有奇迹,只是规定你不能做什么,最多规定你应该做什么。职业是谋生的手段,是为了养家糊口,而事业是没有止境的。一个教师教书教了一年,然后很可能重复了29年,他把每一年的讲稿重复地说,拿着教育的旧船票,不断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的人,他走不到教育的彼岸。
  
  教育必须着眼于未来
  
  纵观中国教育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,在肯定教育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,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,中国教育,尤其是基础教育中理想主义的色彩还是较少,缺乏应有的对现实目标的批判和超越;中国教育片面追求与现实的适应和协调,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引领时代、提升社会的功能。
 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过“教育:必要的乌托邦”这一命题。“必要的乌托邦”意味着教育必须具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精神。波兰教育哲学家苏科多斯基说的好:“着眼于未来的教育表达了一种信念;目前的现实不是惟一的现实,因而不能构成教育的惟一要求。着眼未来的教育精神超越了目前的范围,以共创明天的现实为目标。”
  “必要的乌托邦”还意味着在人们越来越受现实功利羁绊,越来越被实利主义限制了生命意义的拓展之时,体现着对人类生活最高境界的诉求,保留了对于超越实利的、非功利的价值的追求,寄希望于教育,以便使人对人在现实中的病态和畸型保持警觉,对人的纯功利冲动起到平衡和矫正作用。
   正是从这样的思考出发,朱永新在《我的教育理想》一书中发表了《我心中的理想学校》、《我心中的理想教师》、《我心中的理想校长》、《我心中的理想学生》、《我心中的理想父母》等系列文章,算是用远大的教育理想去拥抱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。紧接着,在《新教育之梦》中,除了保留并充实前面的5个“理想”而外,朱永新还新增了《理想的德育》、《理想的智育》、《理想的体育》、《理想的美育》、《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》等章节。
  朱永新有这样一个信念: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不可能走得多远;一个没有理想的学校,也不可能走得多远;一个没有理想的教育,更加不可能走得多远。
  令朱永新意想不到的是,《我的教育理想》和《新教育之梦》在基础教育界掀起了一股“理想旋风”,一些学校、教师自发地开展了“理想教育实验”。不少学校的教师开始摘抄《我的教育理想》中的内容,有的教师甚至能够大段地背诵,以至于这本书多次出现被盗版的现象。
  为了更好地宣扬“教育理想”,为了能够携起手来一起圆“新教育之梦”,朱永新在江苏省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研制并启动了“新教育实验”,提出了实验的核心理念、基本观点、基本原则并规划设计了“六大行动”实验项目(20044月确定为“七大行动”)。接着,另有其他地区的近20所学校也主动地参加了首批实验,在基础教育界形成了一定的积极影响。
  为了进一步推动实验的发展,也为了使实验工作更加科学和规范,后来申请了《新教育理论的实践及推广研究》这样一个全国教育科学“十五”规划重点课题,到200312月,被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批准立项(课题编号DHA030138)。“新教育实验”自然就成为这一课题研究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方案。经过3年的发展,截至今日,全国已有21个省市的238所学校参加了实验,其中挂牌学校131所,并形成了苏州的吴江、海门、张家港、泰州的姜堰、河北省的石家庄桥西区等新教育实验基地。
  几年来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教育报》、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强势媒体都对“新教育实验”进行了报道、关注。一些媒体、教育专家对“新教育实验”均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生于毫末”的“新教育实验”虽然尚未成就“合抱之木”,却已成为当今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支奇葩。用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话说,它已与国家新课程改革、叶澜主持的新基础教育实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,并且昭示出了独特魅力与昂然生机。
  
  “新教育实验”与素质教育
  
  作为政府官员,朱永新认为,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,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的问题,不是在学校,不是在教师,关键是缺乏政府引导。
  素质教育难以推动,各级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。在管理、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,政府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越位、错位、缺位问题。
教育是一门科学,有其自身的学科规律和事业发展规律。政府应当积极运用市场和法律手段管理学校,自觉适应政府控制模式向政府监督模式的转变,不应该一味追求分数,单纯以分数评判办学质量和效益;对科学的人才观、质量观仍然存在认识偏差,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用工制度、用人制度上,重学历、轻学力,重智育、轻德育,重学分、轻学能的倾向仍然十分明显;在资源配置、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“严重滞后”。教育作为公共产品,其关键是要有政府为主的投入和均衡发展。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,造成许多教学设施的不配套、不完善,严重制约了素质教育的推行。而政府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,更加大了学校的差别,加大了择校的压力,因此加剧了应试的倾向。
  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,不是以分为本的教育,素质教育是科学的发展,是人的和谐发展,而“新教育实验”追寻理想、超越自我,正在丰富和完善素质教育的观点,可以说“新教育实验”是素质教育的行动化、具体化、系列化、大众化。其实,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“新教育实验”,都面临一个巨大障碍和考验——高考,那么,“新教育实验”能否经受住高考的检验?
  朱永新对此很乐观:“长期以来,应试使社会心理、教师心理都发生了扭曲,所以很多校长如履薄冰,迫于应试压力,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从事‘新教育实验’,不敢放开手脚。其实,‘新教育实验’把人的素质教育、文化教育、心理教育结合在一起,能够唤醒精神状态,所以‘新教育实验’对学生学习知识和提高技能更有帮助。这个方面已得到了实验的验证。事实上,在‘新教育实验’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怕考试的,而真正好的素质教育也必定会有好的应试成绩。我们的许多参与实验的学校,大部分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考试成绩,昆山玉峰试验学校也一直是全昆山市第一名。”
  应该说“新教育实验”的实验学校以小学为主,初中有一部分,高中比较少。原因还是在于高考制度的压力。但朱永新相信,会有更多的学校加入进来。目前,很多人对现在的教育现实有这样那样的想法,有这样那样的埋怨,但是一直缺乏一种行动的精神。朱永新说:“尽管我们戴着镣铐(我一直把应试比喻为最大的镣铐),但是我们戴着镣铐也要跳出最精彩的镣铐舞。不管做了多少,还是可以改变现实的,至少可以影响现实。我经常说,只要想影响一个孩子就能影响一个孩子,想影响一个家庭就能影响一个家庭,想影响一所学校就能影响一所学校,只要你想做。”他特别强调:如果每个从事教育理论的人、每个从事教育行动的人都能够这样去做,从自己的班上、从自己的学校、从自己学生的家庭做起,那么中国教育也许会有另外一番天地、另外一番景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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